北大文史楼，一楼阶梯教室。
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就连过道上都坐满了前来听讲的学生。
不仅如此，就连教室外面，也都挤满了学生。
见到这一幕，有些好奇者，围观过来以后，不禁疑惑问道，“里面什么情况？谁的课？人那么多？”
“不是讲课，是徐苹方先生的讲座。”有人解释道。
“谁？徐苹方先生很出名吗？”对方疑惑。
“老兄，你不是历史系的吧？”有同学问道。
“不是，我哲学系的。”
“难怪，徐苹方先生都不知道。”
对方更加疑惑，“徐苹方先生很出名？”
“在我们历史系很出名，在你们哲学系，应该不太出名。”
“那徐苹方先生讲究是谁啊？”
听到这两人没完没了唠个不停，却车轱辘话来回转，始终说不到重点，旁边一个学生不胜其烦，“徐苹方先生是考古所的，元大都的主持发掘者。被历史系的学生邀请过来开讲座。”
问话的哥们恍然，感慨道，“你们历史系的学生可以啊，连考古所的大拿都可以邀请过来。”
回话的学生，却说，“我不是历史系的。”
“啥？”他的话把旁边的众人整不会了。
“哥们，你不会也是我们哲学系的吧？”
对方摇头，“我是地理系的。”
“可以啊，老兄的兴趣爱好挺广泛的，地理系都对考古感兴趣。”
地理系的哥们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也要学历史地理学啊。可惜来晚了，只能在走廊围观。”
“可以啊，历史地理学，也算是你们历史系的分支了。”哲学系的学生望向最开始跟他搭话的学生说道。
然而，他又猜错了，对方直接摇头，“我中文系的，要是历史系的，怎么可能会围在外面。”
哲学系的哥们感慨，“一个普通的考古讲座，竟然会这么热闹，不可思议。”
“有啥奇怪的，这是古建筑保护协会主办的，前几天就开始在三角地还有大饭厅贴公告了。”地理系学生说。
“难怪这么多人，要是能够换个大一点的地方就好了。没有想到徐苹方先生的影响力这么大。”
“不是的，好多人都是冲着他们小师兄的名声来的。”
“啥？这不是徐苹方先生的讲座吗？跟他们小师兄有什么关系。”
“因为徐苹方先生就是他们小师兄邀请过来的啊。”
“他们小师兄，是谁啊？这么大牌面。”
“苏亦。”
“苏亦是谁？”
“苏亦就是他们小师兄。”
“对方又不开讲座，有啥好奇的？”
“哥们，看来你对历史系的小师兄，一无所知啊。”
“啥情况？”
“开学典礼，周校长就曾经点名过对方，咱们北大今年年纪最小的研究生，古建保护协会的会长，咱们北大的风云人物，前段时间，在图书馆大草坪吉他弹窗都引起数百个学生围观，多首诗歌在咱们北大校内流疯传，我们中文系的女生都人手一本他的诗歌手抄本，你竟然不认识他？”
“原来是他啊。”
被旁边中文系的哥们如数家珍的点出历史系小师兄的事迹，金海峰也终于反应过来了。
原本路过打酱油，凑过来看热闹他，突然就舍不得走了。
显然，历史系小师兄的名头，在他们哲学系也是如雷贯耳。
金海峰忍不住伸长了脖子，朝着里面观看，还下意识朝着里面挤了挤，奈何，他敢有动作，就传来里面的学生不满声音，“别挤，都踩到人了。”
没法子，他只能踮起脚尖，奈何，身高不够，只看到前面晃动的脑门，却看不清讲台上的情况。
就在他失望地落下脚尖，准备撤退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有人喊道，“外面围观的同学们，里面还有一些空位，大家可以进来。”
呼啦一下，围观的众人涌入，很快，就把空出来的位置占满了。
一时之间，金海峰进退维谷，尴尬不已，下意识望向站在讲台旁边的老师，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老师，而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对方的身份——苏亦。
原来这位就是历史系的小师兄。
高高瘦瘦，还没成年，身高已经比他还要高了，要不是对方的面容还有些稚嫩，嘴唇上还留有一小撮淡黑色的绒毛，金海峰还真没法判定他的身份。
可惜了。
金海峰刚准备退出教室，却被苏亦喊住了，“同学，过来这边。”还朝着他招手。
金海峰顺势走过去，缓了一口气之后，才说道，“谢谢小师兄。”
苏亦笑，“没有想到今天人这么多，同学你们来晚了，只能站着了，抱歉哈。”
金海峰没有想到这位历史系的小师兄如此少年老成，“小师兄客气了。”
他还要继续说点什么，就看到苏亦朝着讲台指了指手。
很下意识噤声。
原来站在讲台上的徐苹方先生已经板书完毕，继续开讲。
「研究元大都的都市规划时，如何划定元大都的中轴线，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历来研究元大都的着作，可以说从清朝乾隆时期的《日下旧闻考》开始，直到近代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第5期，1929年）以及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总2期，1960年)等，都肯定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在明清bJ城中轴线之西，即在今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
「他们这个论点的根据是《春明梦余录》。该书卷六说: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又说:宫城徙而又东”同时，他们认为元大都的钟鼓楼正压在中轴线之上，因此，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如果以此线为中轴，向南延长，它正穿过今故宫的武英殿和中山公园。」
……
徐苹方先生，讲的就是元大都的中轴线。
苏亦利用周末的时间，带着北大的历史系的学生沿着实地走访调查，这事从一开始就获得系领导的大力支持。
之前的卡车载单车，就是最好的证明。
尤其是考古教研室这边，苏先生跟宿先生都觉得这事很有意义。
甚至，觉得应该弄得正式一点，于是，宿先生打电话邀请徐苹方先生过来做讲座。
不然，凭借苏亦，是没有办法把徐先生邀请过来的。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徐苹方先生。
前世，他备考北大的时候，老先生已经离世多年，自然没机会跟对方有交集。
但学界前辈，又是顶级大咖，他的着作，自然就成为每一个入门者的必读物，再加上徐先生门生众多，比如许宏教授，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也是公众考古方面的大拿，因为对方的关系，苏亦没少看徐苹方先生的着作。
跟北大的诸位师长一样，能够见到对方，苏亦内心倍感亲切。
好在，他进入北大读书以后，见到的老先生足够多了，再见到这些前辈先生的时候，已经没有起初那种冲击感了。
整个燕园几乎每一个老先生都是一个活化石，故事太多的，一个个都是从教科书走出来的人物，见的次数多了，内心的承受力也就变强了，不会动不动就震惊。
而且徐先生也不老，今年48岁，不到知命之年，何谈老，正处于当打之年。
徐先生被邀请过来讲座，主讲的内容自然就是元大都发掘过程。
然而，元大都遗址太大了，可以讲的内容也太多。
时间有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讲，肯定要有选择的讲述。因此，徐苹方先生还是先从元大都中轴线开始讲起。
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对元大都不熟悉，那么对北平中轴线就不陌生了，上个周末，他们还亲自去实地走访写调查报告呢，也正是因为这次活动，小师兄才决定邀请徐先生过来开讲座。
开场就从元大都中轴线讲起，而徐先生刚才在黑板上的板书，就是罗列讲稿提及到的各种古代文献。
这个习惯跟宿白先生有点像，都是在讲课前，就先把涉及到的文献资料罗列出来。
显然，徐苹方先生也得到宿白先的的真传。
宿先生的课，古籍最多，课堂上，也不一定讲到，但都是学术研究涉及到的文献，现在不一定用得到，但未来就说不好了，宿先生罗列出来的古籍文献都是极为重要的东西，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做笔记。
这个习惯养成以后，不需要徐苹方先生催促，台下都是刷刷的在记笔记，苏亦也没有闲着，也在记录。
不过，他也不是全部都是记录，挑选自己的知识盲点补充记录。
记录完毕，抬头望向满脸懵逼的金海峰，笑着问，“听不懂没有关系，慢慢听，徐先生后面会做讲解的。”
对方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这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座讲什么不重要，只要有讲座就蹭。
徐先生确实是做详细的讲解。
他前面提及的都是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研究文献。
不算太多，却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
“元大都中轴线跟明清bJ城中轴线并非同一条，而是在明清bJ城中轴线的西面，即在今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
这话一出来，台下的学生，纷纷讨论，这个说法跟他们的认知，是不一致的。
甚至，有不少人都望向苏亦，因为他给出的结合则是一致的。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徐苹方先生很快就给出解答。
“我们觉得这种推论，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徐先生的分析是真的分析。
「他们这个论点的根据是《春明梦余录》。该书卷六说: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又说:宫城徙而又东”同时，他们认为元大都的钟鼓楼正压在中轴线之上，因此，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如果以此线为中轴，向南延长，它正穿过今故宫的武英股和中山公园。」
「《春明梦余录》所说的“改建皇城于东”是指“旧宫”之“东”而言。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所谓“旧宫”是指的那个宫殿。很多人都认为“旧宫”是指的元朝的大内，但在永乐十五年修建宫城时，元大内早已拆除，所以旧宫不是指元大内，而是指的燕王邸。亦即元之降福宫。今府右街是隆福宫的东墙所在，自府右街至明清故宫西墙，大约是一里多地。」
这个分析，完全就是基于对古籍《春明梦余录》的了解。
就算没有看过这书，其实也不影响听讲，但凡涉及到的文献内容，徐先生都直接引用原文，然后加以分析。
当然，要是有学生感兴趣，讲座结束以后，直接去翻阅原文即可。
这也是历史考古的特色，大量的考证都需要从浩瀚如烟的文献典籍去做摘录，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很难在这一领域上有所建树。
比如，宿白先生，就被称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
而徐苹方先生，亦是如此。
他也被称为宋元明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构建者之一。
原因很简单，在徐先生之前，北大考古系压根就没人开设这门课程。
苏亦之所以要邀请徐先生过来开讲座，就是因为北大的师长就没有研究这一领域的，就算宿白先生编写了《白沙宋墓》，但他也没有专攻宋元明考古。
而徐先生才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因为一次学生实践活动，就能够邀请这样业内大拿到学校开讲座，也就只有北大有这样的底气。
当然，徐先生能来并且时间那么这么及时，完全就是因为宿白先生的关系，不然，现在全国各地基本建设考古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徐先生哪里会有这空闲，完全就是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北大。
所以同学们很珍惜这次机会。
都听得很认真。
当然，徐先生讲的也很详细。
他从文献出发，梳理前人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研究。
「假如元大都中轴线是在旧鼓楼大街上，那么这条中轴线向南延长，正压在明清的社稷坛(中山公园五色土)上。今中山公园五色土南，有许多古柏树，据传说，此地为辽代兴国寺旧址，元代改名为万寿兴国寺，古柏即辽兴国寺之遗物(见《bJ游览手册》页49，bJ出版社1957年。出处待查)。这些古柏的直径约2.2米左右。从bJ现存的许多古树的年龄上来推测五色土前的这些古柏，其时代应属金元时期。如果元大都的中轴在此，那么这些古柏正在大都丽正门北至棂星门之间的千步廊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过记载元大都千步廊上曾种植过柏树的文献，何况这些柏树又正阻断了千步腐呢?从这些古柏的存在，也可以证明元大都的中轴线不应在此。」
上面这段话有些长，举例涉及到好几个地点。
看见旁边的金海峰还属于懵圈状态，苏亦只好解释，“徐先生先假设前面《春明梦余录》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记载是正确的，再通过它的延长线去做考证，如果这条中轴线真的存在，那么向南伸长就需要经过明清社稷坛，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五色土的地方。然后又拿这个地方的古柏树来做辅证，而这些古柏树，树龄大概是金元时期种植的，按照推测的话，就必须要在元大都中轴线之中，里面提及的丽正门、棂星门、都是元大都南半城的中轴线上城门，至于千步廊则是两排长约千步的廊房……”
苏亦语速又轻又快，他讲完，金海峰就更加懵圈了。
苏亦哑然失笑，“没事，你先听吧，能听懂多少就是多少，懂的都是赚。”
也就没有继续讲解了。
没法子，这哥们，不是历史系的，看这模样，对中轴线的历史也不了解。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他完全理解徐苹方先生的讲座内容，也不容易。
而且，这是专业性的讲座，讲的内容，也不深奥，却需要一定的史学基础，起码，你要对元史稍微了解。
知道元大都是怎么来的。
又要知道元大都中轴线涉及到哪些遗址，它跟现金明清bJ中轴线有何异同，还需要知道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什么地方。
比如，刚才徐苹方先生提及元大都丽正门，则是现在的正阳门，后者是在前者的原址上扩建的。
而丽正门、棂星门、千步廊都是一个中轴线上的。
大内正门崇天门与大都正门丽正门都是“五门”形制，两者之间建有皇城正门棂星门。在丽正门与棂星门之间夹道建有千步廊。
这种都城规制，没有一个直观的考古复原图，一时半会是没法跟旁边的金海峰讲明白。
然而，听不懂徐先生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考证过程。
对于他考证的结果，大家却都听得懂了。
「另外，中轴线最南一点起自丽正门，我们可以查一下在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物馆时所发现的元代护城河遗迹，它通过丽正门瓮城时的弯曲部分是在什么地方，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中轴线的所在。总之，我们不同意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在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上。」
否定他人的观点了，总该有自己的观点吧？
那么徐先生的观点是什么呢？
很快，他就给出答案。
「我们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代的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元大都中轴线之北端，正对当时的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
徐先生不仅给出观点，还给出文献考证。
「《图经志书》云：“万宁寺在金台坊，旧当城之中，故其阁名中心，今在城之正北。”中心阁之所在地，即今钟楼址。由中心阁向南为万宁桥(亦称海子桥)，既今之地安门桥。《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号《析津高》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
说完，徐先生给了大家消化的时间。
到了这个时候，讲座的核心部分，也差不多讲述完毕了。
等大家讨论的声音逐渐变小以后，徐先生才继续说，“1951年的时候，我考入燕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九五六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作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这个转折，似乎有些突兀，却也没有那么突兀。
因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发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着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愈发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众人恍然。
故事继续。
“赵先生晚年，为研究调查元大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时，赵先生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平中？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奈何，62年，先生突然患上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先生心急如焚，不想带着遗憾离世，当时，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我负责记录先生的口述文稿，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先生的口述，历时两月。到最后他说话，声音都哑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说到这里，徐先生怅然若失，遗憾之色，溢于言表。
文史楼的阶梯教室内，也是一阵沉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这种氛围，蔓延下去。
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观点都是来自于当年我记录整理的赵正之先生遗着《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66年的时候，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尽量让它发表出来，让同学们可以有机会阅读，以告慰赵先生的在天之灵。”
也不知道哪一个学生突然鼓掌起来，瞬间，教室就被掌声湮灭了。
此前稍微略显沉闷的氛围，也消散殆尽。
这时，徐先生说道，“当然，大家也不要有遗憾，赵先生的遗着可能会稍晚一段时间发表，然而，我们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1972年的时候，已经发表在《考古》的年度第1期。同学们，可以去观看。”
然后，就有同学喊道，“看过了。”
徐先生意外，“可以啊，不错，不错，看来同学们对咱们元大都考古工作还是很关注的嘛，据我所知，学校还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吧。”
有学生回答，“是小师兄，跟我们讲解的。”
徐先生望向站在讲台旁边的苏亦，笑了笑，“嗯，苏亦同学幸苦了。”
说着，朝他招手，“要不，你来跟同学们讲一讲？”
讲啥啊。
他才不班门弄斧呢。
不过抛砖引玉，还是可以的，于是他说，“要不，徐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元大都发掘的具体过程吧，同学们都好奇在发掘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纷纷对发生在咱们城里面的考古现场充满了好奇。”
徐先生当然不会拒绝，本来也算是在讲座讲述的内容范围之内。
于是，他说，“当年发掘条件艰辛，趣事极少，倒是困难很多。其实元大都的发掘，也属于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当时了配合首都地铁二号线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我们考古所跟和市文管处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我就是队长，两个单共计13人。”
徐先生口中的困难并非说说而已。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发掘工作的困难，他说道，“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bJ城所叠压。好在，也有便利的一面，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0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bJ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这个结论，苏亦不陌生了。
却没有想到，当年还可以利用航空照片，果然是首都的考古遗迹，这阵仗还挺大的。
“当时和义门瓮城的发现，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成果，本应受到重点保护。但是由于特殊年代并配合地铁基建工程，只能将其拆除。在拆除城墙过程中，我们社科院很多同事都是要分批前往西直门参加劳动的。”
“有一天，夏先生来西直门劳动，他边清土边观察和义门遗迹，乘没人注意时，向我小声嘱咐在发掘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揪住把柄，遭受批评。和义门遗迹发掘完毕后，究竟保护不保护，其实，上面也是有争议的，最后还是决定拆除，不给予保护。”
说到这里，徐先生满是遗憾。
其实，这事苏亦也清楚，上面把这个差事交给郭老来处理，然而，郭老当时明哲保身，没有提出发对意见，也是后悔不已。
徐先生发现话题跑偏，气氛稍微有些沉闷，又笑道，“其实，在得知和义门瓮城遗址要被拆除以后，我就交代工作队的摄影师，一定要多照相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后来，我们拍摄大量的照片，我今天也带过来了，同学们相互传阅。”
说着，就对苏亦招手，让他把照片复印件发下去给同学们观看。
“高大雄伟的和义门瓮城遗址的照片，是考古研究所技术室韩悦先生拍摄的。为了照出瓮城的俯视效果，我们请市第一消防中队开来云梯车配合照相。消防云梯车开到工地后，在地面找好角度，云梯升高后由于四不靠，人上去后来回摇晃，要拍好照片是不可能的。最后，韩悦想了个绝招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先把照相机固定好绑在云梯上，再把自己身体也绑在云梯上，云梯升高后掌握云梯晃动节奏，调好角度按下相机快门。连拍十余张，选出一张最佳的上图版。”
同学们一边看照片，一边听徐先生讲故事，也惊叹不已。
其实，苏亦也感慨。
他当年在考古工地的时候，也没少拍照绘图。
毕竟这是他的特长嘛。
然后发现，绘图的设备还是原始，在一些限制无人机航拍的工地，也只能靠拍照，然而，想要俯拍，也非常困难。
想要云梯，想都别想。
说着，徐先生又说到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的发掘。
“该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元代建筑群。规模较大，发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但是这仅仅是埋在城墙里的一部分，城墙墙基以外部分，在明代初期已经被拆毁无存了。如此规模宏大的遗址，本应该原地保留，但跟和义门瓮城遗址一样，由于地铁工程的原因，只能迫拆除。”
这种事情，在后世简直不可思议。
但在当时，确实发生了。
很多人都疑惑，五六十年代，国内都穷得叮当响，地上跑的大部分都是自行车，为什么要修建地铁呢？
劳民伤财不说，还会对首都地表密集的古建筑以及地下埋藏的古遗迹，造成无法挽回的文化损失，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修建呢？
实际上，当时修地铁，不单单是为了城市建设，更是为了战时防备。
当时，国际环境恶劣，国内不仅遭受西方的封锁，又跟苏联老大哥交恶。
三线工程大量建设，首都开启则地铁工程，因此，工期特别紧迫。
“遗址拆除是一定要拆除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它被拆除前必须保留一套照片资料。为了给遗址照全景，我们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用脚手架搭高台，但成本高，时间长；二是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借升降车；三是去消防队再借消防云梯。”
“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第三个方案可行，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当年拍和义门遗址就是借消防队的云梯车拍的，因为用云梯车既省时又省事。最后，我就让人去市公安局借消防队的云梯车。结果，这次却借不到车了，因为我们上一次把云梯车借走了，可巧bJ饭店着火了，全市唯一的一台消防云梯车又去元大都遗址照相去了。
“好在第二个方案可以顺利执行，不然，我们只能搭建高台拍摄了。经过多次协商，我们借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升降车，不仅如此，新闻制片厂随行的还有着名摄影师舒世俊，他们也是有拍摄任务要求的，因此，这事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由于新影厂的升降车高度不够，只能拍接片。我给你们观看的1972年《考古》第六期上用的图版，就是当时用升降车拍照的。”
“元大都的发掘工作，在当年属于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媒体也非常关注元大都遗址的新闻。随行来的舒世俊当年是毛主席随身摄影记者，除了拍一些工地发掘的照片外，还为我们拍了几张工作照。这一次，我也都带过来了，同学们互相传阅，不要着急。”
看着同学们对照片都比较好奇，徐先生都要出言安抚。
然而，人太多，大家都想看，还想看久一点，势必会耽搁时间。
按照这种速度，传阅下去，讲座早就结束了。
后面的同学就有些着急了，各种催促。
最后苏亦都要亲自下场，他把照片收起来，然后跟举牌模特一样，拿着照片绕着过道走。
尽量让大家快速浏览一遍，就算如此，速度也快不了，因为过道都有学生蹲坐在其中。
没法子，没有ppt的时代，就是这么原始，好在徐先生的准备已经足够充分了，换成别人，连图片都没有，只要讲稿。
就算苏亦自己讲课，也只能手绘。
见到他这一举动，徐先生不得不放缓语速。
好在苏亦展示图片的环节，也没有占用太长的时间。
徐先生的讲座也到了尾声。
“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勘查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特别是1969以后，配合建设工程，对和义门瓮城城门和雍和宫后身、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bJ一〇六中学等处的若干居住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成果，对于我们具体地了解元代的阶级斗争、社会生活和城市建筑等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对于飞速发展的首都建设，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其实，这些报告里面都有记录。”
听到后面，苏亦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徐先生说的对，他说的这些，报告里都有，而且基本上就是原话复述。
而且听起来，也没有那么枯燥。
这就是早些年发掘报告的写法，很多用语都很朴素，充满了年代感。
比如，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无产阶级……期间，全国各地勘查、发掘了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为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和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都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bJ元大都遗址的勘查和发掘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
满满的时代感。
其实，这个年代发掘报告，远远没有后世那么无聊，通篇都是套话空话，讲得云里雾绕，干巴巴的。
甚至退回民国时期，那个年代的发掘报告就是更加有趣了。
除了发掘人物之外，也记录了很多跟时代有关的琐碎事情，比如，发掘雇佣了多少人以及多少匹马，花了多少钱，发掘现场的环境，以及当地遇到的状况，都会有记录。
有些报告，都可以拿来当史料引用。
而不像后世大部分报告，基本上都是记录器物，而少了人文气息。
总的来说，观看发掘报告都是很枯燥的事情。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只能算的上是简报而不算报告。
就算后世，苏亦读书的时候，元大都的发掘报告，也一直没有出版，依旧封存在资料库里面，整部报告的面世，遥遥无期。
文章也涉及到bJ中轴线的描述。
“元大都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bJ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 28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报告还给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结论。
“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bJ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之上。”
那么元大都的钟鼓楼，在不在中轴线上，后世学界争论不休。
时不时就有学者撰文质疑。
毕竟元大都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再加上，后世bJ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推动，这个热点就更热了。
动不动就有学术项目立项。
就算为了申请项目资金，也要努力往热点靠拢。
这也是学术界的常态，冷门的研究，不能为政府服务的学术研究项目，自然不会获得政府经费的支持。而为了申请经费，更多人都往社会热点方向使劲，势必会造成大量重复成果。
想不重复怎么办？
只能各种学术碰瓷。
不过质疑的声音，大部分都是考古学界之外。
前世考研，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就听过一个瓜，当时，宿先生跟徐先生两人联合指导的一个博士生，恰好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这位老兄就曾经写文炮轰郭超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说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着作。还说，郭在作者里面搬弄是非，借杨鸿勋为该书写的序言，抹黑徐苹方先生的形象。
“……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bJ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
这是该书的序言原文，直接质疑徐先生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这可能吗？
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又如何能担任考古工作队队长？
难不成，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甚至，这书大量质疑《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的观点，各种挑刺。
苏亦也是因为这事，才对元大都的研究史感兴趣的。
实话实说，《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能被质疑吗？
当然能。
里面有错误吗？
受到时代的影响，肯定有。
甚至有些数据也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详细罗列。
而且，考古研究就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不断地有新的发掘成果推翻旧有的主张。
但郭的这书，主观意识强烈，很多时候，质疑的论点也站不住脚。
然而，不管学界怎么质疑，中轴线的主观点依旧是由梁思成、赵正之、侯仁之等先生提出的在今故宫—钟鼓楼一线，这种说法逐渐成为共识，bJ总规所说的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km的“传统中轴线”，就是基于这种看法。
也就是后世申遗的中轴线。
当然，侯仁之先生的看法，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甚至，这个时候，他的文章《元大都城与明清bJ城》还没有发表出来呢，当然，不怪侯先生，谁让《故宫博物院院刊》还没有正式复刊呢。
看来，自己在故宫编辑室，也努力工作了。
一想到这，苏亦忍不住笑起来。
脑补太多了。
那么元大都的考古发掘，有什么作用呢？
难不成真的如《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里面说的一样，“……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当然不是，它的发掘，对如何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作了非常有益的积极探索。
这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