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苏亦会不会跟自家导师宿白先生存在学术之争？
估计不会。
顶多是补充，或者说修补一些边边角角，毕竟佛教考古不是夏商周考古。
尤其是夏文化，就连许宏都要提出假设存在说，就是假设夏朝真的存在，我们应该怎么去论述。
苏亦不觉得自己对夏文化的研究会比许宏还牛。夏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留给后世弟子去证明吧。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先贤都说了。
要相信，后辈比自己更聪明。
自己啥都研究，后来者研究啥？
难不成像他前世读研一样，做一个万金油？
苏亦在考古专业上的第二门课是，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不是苏亦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多感兴趣，他更多是对这位先生好奇。
之前复试面试的时候，严先生跟他的互动不多，主要集中在跟高铭以及吕遵锷两位先生，跟邹恒先生也过互动，毕竟甲骨文涉及到安阳殷墟，涉及商周考古。
当时邹恒先生被点到，就简单的跟现场其他非考古专业的老师解释情况，话不多，邹先生从来不是气氛担当。
就连俞伟朝先生在结果公布的时候，还跟他有过一分钟私下交流，严先生完全就没有。
但说严先生是个性格沉默，不善言辞的人？
并非如此。
不善言辞的人是不太合适当领导的。
严先生在考古专业独立成系之后就担任副主任，然后接任宿先生成为第二任系主任。
但说严先生是健谈之人？
好像也说不上。
北大的诸位老师之中，要说谁最惋惜不能收苏亦为研究生的话，并非是吕遵锷而是高铭先生。
而，高铭跟吕遵锷还有严文明两位先生关系都不错，尤其是严先生，当初在江西鲤鱼洲的时候，俩人都算是生死之间，当时高先生是班长带领严先生众人劳动。
当时，严先生患有胃溃疡，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一病不起，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差点就活不成，严先生后面都要交代遗书了。
最后还是高先生去找医生想要转院，但被拒绝，再加上校外的医院条件更加恶劣，后来还是听从医生建议留在鲤鱼洲校医院治疗，最终严先生奇迹般的活下来。
陈平原有一本书《鲤鱼洲纪事》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年代北大师生在鲤鱼洲的往事。
当时的条件，恶劣是真恶劣。
严先生能够挺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并不容易。
旧石器时代考古往往跟古猿古人类打交代的比较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就更加贴近现代人类的生活。
“考古学是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来划分考古时代的。根据生产工具可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时期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的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作为过渡阶段的‘中石器时代’。有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作为过渡阶段的‘铜石并用时代’或称‘金石并用时代’。”
“在中国，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骑时代，基本上是和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相并行的。在欧洲等地区，整个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都处在史前时代。”
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课堂上，苏亦终于可以安静的听讲，当个透明人。
这一次，考古专业的学生不像之前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那么欢脱。
不是说严先生的课堂更加严肃，让大家不敢起哄，而是大家都已经习惯苏亦在各位先生的课堂上听课。
再次看到他在严先生的课堂上，也不吃惊。
严先生的课堂没有吕遵锷先生课堂欢乐。
主要是两位先生讲述的东西不一样，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堂上，没有那么多古人类化石在摆弄。
唯一的教具，也就是一些石器、陶器之类的，甚至这堂课，严先生都没有拿教具。
因为讲述的都是基本的概念。
跟大家讲述了考古时代是如何划分的。
按理来说，这应该是考古通论的课程，但，这门课程似乎并没有开设，这个部分，每一个老师都有着自己的讲述。
其实考古时代如何划分，是学界公认的标准，不然，没法交流或者教学。
新旧时期时代的划分不存在争议，唯一存在争议的中石器时代。
“欧美学者将中石器时代称为续旧石器时代，也有人称之为‘上旧石器时代’或‘外旧石器时代’，这概念出现以后，考古学界一般都将间接打击法制作的‘细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如欧洲的阿齐尔文化，就是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题，用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的石片镶嵌在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
如果说上一段关于石器时代的划分，大家还能听得明白的话。
关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归类，众人就一脸懵逼了。
国内的遗址文化大家都弄不清楚，严先生就直接跟大家说欧洲遗址文化。
这个名字，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
甚至教材都没有。
要不是严先生说，谁能够知道呢。
苏亦自然知道，甚至，他知道的还多一些。
除了欧洲的阿齐尔文化外，塔德努瓦文化也被划分为中石器时代。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严先生都开始关注欧洲的考古成果了。
甚至，七十年代末，国内的考古学者都已经开始关注中石器时代的概念。
不过这个概念，欧洲已经提出来已经一百多年了。
一在J·鲁鲍克(即艾夫伯里勋爵)提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概念的一年之后，即一八六六年，H·威斯特罗普就提出了中石器时代的概念。
当年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完全是出于满足考古学者一般分期总是喜欢分作三个阶段的习惯。
中石器时代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内涵，而且这价概念也不为大多数考古学者所接受。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R·马卡里斯特才明确限定了中石器时代的概念。
三十年代，英国着名考古学者G·克拉克的两部重要着作:《英国的中石器时代》(1932)和《北欧的中石器文化》。
严先生提出这个概念，也没啥毛病。
然而，严先生讲授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石器时代只是作为一个概念，让同学们知道石器时代是如何划分而已。
即便如此，也让同学们感受到考古学的难度了。
好在课程涉及到的世界考古知识不多，只是一两个简单的概念。
内容还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并且是国内考古遗址这部分。
“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的产生作为主要标志，有的地区在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以及磨制石器出现后，陶器尚未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称‘无陶新石器时代’。”
这些概念部分，其实是很枯燥的。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些石器时代的划分，有了一个具体实物遗址，而非抽象的概念，严先生在课堂上还要举列子。
“比如，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东南欧的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等，都经历过前陶新石器时代。咱们中国的华南地区和黄河流域，也发现了一些前陶新石器遗址。”
具体是那些遗址，严先生并没有提及，或者是留在后面的课程在讲述。
然而，等严先生提到华南地区的时候，班上的学生都下意识望向后排的苏亦。
甚至，还有学生提问，“严老师，石峡遗址是不是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啊？”
显然，经过新闻报纸的传播。
大家都知道广东有个着名的石峡遗址。
本来，石峡遗址就是78年发掘出来最为重要新石器遗址之一。
严先生摇了摇头，“并不是，石峡文化是中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的中上游地区。年代约距今四五千年。所以石峡文化，也称为铜石并用时代文化。”
说着，严先生突然望向苏亦，“苏亦同学，去过石峡遗址吗？”
苏亦摇头，“前几个月在粤博实习的时候，只去过河宕遗址，因为我实习的时候，石峡遗址今年的发掘任务已经结束，差不多在收尾阶段。”
众人恍然。
严先生笑，“大家可能不知道，苏亦同学已经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石峡遗址稻作起源的论文，所以要论对于石峡遗址的研究，苏亦同学比我更加深入。如果大家对石峡遗址好奇的话，可以私底下跟苏亦同学交流，咱们现在就不深入讨论了。”
这个就是严文明跟吕遵锷两位先生的区别，要是吕遵锷先生有这样的机会，直接就把苏亦拎上台上去讲课，直接躲在旁边偷懒。
然而，严先生不一样。
他点到为止。
让大家知道苏亦的厉害，这事就到此为止，没有继续了。
苏亦蛮喜欢这位先生的上课风格，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继续推进课堂进程。
不想吕遵锷先生喜欢拿苏亦来开玩笑，也不会想金克木先生那样天马行空，习惯性跑题。
每一个先生都每一个先生的上课特点。
让苏亦意外的是，这位先生怎么就知道自己在《文物》杂志发表过稻作起源的文章？
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只是一篇论述性论文，并没有弄出什么新奇的观点，更多是为华南稻作起源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撑，也就是对丁颖教授的稻作起源“华南说”提供一些考古实物上的支撑。
再多，就没有了。
也就是刚好碰上石峡遗址大热，趁着这个风口才能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不然，估计悬。
当然，这片文章学术意义还是有的，算是国内第一篇全方位论述石峡稻作遗址起源的论文，未来苏亦还在这个方面深入的话，就可以继续写一些关于华南稻作起源方面的文章。
甚至可以横向对比整个南方的稻作遗址，然后深入研究农业考古，比如像严先生一样研究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说不定若干年以后，他就是国内农业考古领军人物，或者说是稻作考古第一人，其实，这样也挺好。
未来只要历史或者考古专业的学生一旦研究稻作起源就肯定绕不过他。
甚至做到研究农业史农业考古的学生，一听到“苏亦”两个字都忍不住颤抖。
能做到这种程度，其实也是不错的。
然而，苏亦志不在其。
未来如何，未来再说。
回归课堂。
刚才被打岔，严先生也没有继续提及前陶新石器时代，在华南具体有哪些遗址。
台下的学生们却记得。
又有学生提问，“严老师，你还没跟我们说华南地区的前陶新石器遗址有哪些呢。”
严先生没有那么快就放过苏亦，他顺势就问，“那么苏亦同学，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华南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有哪些吗？”
严先生就是严先生。
提问都这么有技巧。
一般的老师，直接就问，你知不知道，但这位先生没这么问，直接就让你跟大家分享。
这已经是在假设你已经知道基础上。
这种情况下，苏亦也不好意思说不知道。
要真不知道，多丢人。
恰好，苏亦是知道的。
“内陆地区以广西柳州白莲洞二期文化为代表；滨海地区以台湾台东海雷洞遗址为代表。”
仅仅说台东海雷洞遗址，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
想了想，苏亦又补充道，“海雷洞遗址，属于长滨文化遗址的一部分。而长滨文化，是1968年，由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宋文熏教授和地质学系林朝棨教授率领的考古队在台东长滨乡的八仙洞，发现了台湾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随后由李济先生以长滨乡之地名将此旧石器代文化命名为“长滨文化”。”
就算如此，大家听得还是很蒙圈。
不知道海雷洞跟长滨文化有啥关系。
这时，严先生补充道，“长滨文化，其实就是发现于台湾台东长滨乡八仙洞，八仙洞是长滨乡海滨一系列海蚀洞，虽名为八仙，但大大小小的洞穴加起来却有16个之多，因曾出土大量的史前遗物，而被列为台湾的一级古迹。而，海雷洞就是八仙洞之中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洞穴，这么说，同学们知道了吧？”
当然，长滨文化是以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为止的。
八仙洞遗址，其中的乾元洞、海雷洞、潮音洞出土了石器和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骨器有长尖器、骨针、骨锥、骨铲等。据研究，长滨文化的居民以洞穴为家，过狩猎、捕捞和采集生活。
经测定，长滨文化层最早距今约1.5万年，有的数据稍晚些。
与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较，证明长滨文化源自中国南方，说明台湾和大陆原始文化的联系，至少可追溯到1.5万年以前。
而，海雷洞遗址，该期的绝对年代则为距今-9500年，妥妥的新石器时代。
“那白莲洞遗址呢？小师兄也跟我们说说呗。”有学生提议道。
严先生从善如流，他不主动让苏亦上台讲课，却也不拒绝苏亦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知识。
也顺便让大家了解苏亦这个考古专业的小天才基本功如何。
苏亦既然提到白莲洞遗址二期文化，那肯定对白莲洞遗址情况的不陌生。
“1956年，白莲洞遗址被发现。同年，中科院古脊椎所古人类研究室华南调查队在裴文中教授率领下对白莲洞遗址进行发掘，在白莲洞扰乱上层发现石器4件，骨器2件。经贾兰坡、邱中郎两教授鉴定，白莲洞内的堆积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但随着遗址的深入发掘，对于地层学以及文化遗址的研究发现，白莲洞文化可划分为三个连续的文化阶段，即白莲洞三期文化，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白莲洞二期文化，代表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即中石器文化，也又一部分属于前陶新石器文化；白莲洞一期文化，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这些知识太专业了。
听到台下的同学们脑壳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