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那就是官不如兵。中国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连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都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对此，杨天风有着相似的体会。从后世的标准来看，这些士兵的体质或许差，但他们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让杨天风很惊讶。稍加训练，他们就能够每天进行长达四十八到五十六公里的急行军，而且攀登山路时几乎和在平坦弯曲的田间小路中行军一样毫不费力。
在杨天风们看来，中国士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特别是“坚韧”的中国脚，那双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鞋子的硬茧横生的大脚，绝对令人感到神奇。
而且，他们十足的“农民劲”，在适当的训练后，杨天风相信会成为动物般的野性，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杀手。
敬礼还礼已毕，杨天风没有过多的客套，换上衣服，开始了进城后的第一次训练。
“防左刺。”“杀！”“防右刺。”“杀！”……
随着一声声口令，士兵们在杨天风的示范下，圆瞪双目，齐声呐喊。
对于士兵来说，拼杀训练不仅是种战术技能，而且能使他们不自觉地就提高了一种精神威慑力和一种无畏的气概，尽快地走向成熟。而对于杨天风来说，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实战的价值。
首先，自己的部队大扩充是肯定的，以后也可能没有太充足的子弹进行进行训练，所以在射击作战时应该是不占优势的。而这个时候的日军无论从体能还是从刺杀技术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士兵。甚至在白刃战时，能够达到一对三，一对四，甚至一对五六的悬殊程度。
但现在，杨天风将自己头脑中掌握的、经过血浴洗涤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刺刀拼杀技贡献了出来（到目前为止，解放军还保持着刺杀训练）。其中对刺刀拼杀有详细的分解，不仅刺法简单有效，更糅合对战时地理环境等诸多的考虑，在技术上不光重视刺刀和枪托的杀伤力，还注重腿法的使用。
而且，随着深入学习和掌握，刺刀拼杀技还有“快”、“稳”、“狠”等技巧，并注重“骗”、“闪”、“防”、“诈”；在应用上更是强调利用周边环境避实就虚，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能力。
当然，杨天风以后还要组织民兵之类的预备武装，或者用老旧枪枝，或者使用缨枪、长矛、梭镖、大刀等冷兵器的现象，也会大量出现。从历史经验来看，抗战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缨枪在适当时候，也能够显示出特有的威力。
因为，其长度可以保证在与日军步兵肉搏时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其次，与双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缨枪不需要大幅度挥舞，也不需要高强的武艺，且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
“杀！”“杀！”“杀！”，喊声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嘹亮，数百把明晃晃的刺刀映着阳光，不停地发出耀眼的寒光，更显威势。
杨天风头上见了汗，依然一丝不苟地做着示范，并不时停下来，边纠正着战士们的动作，边讲解着。
“你们在学练过程中，不仅要千百次地重复，更要不断揣摩总结。”杨天风大声说道：“练一次，就进步一次，扎实一次，没有尽头；要拳不离手，绝不能松气。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反复练习，是巩固已掌握的技术的一种重要手段。每练习一遍，就应有一遍的效果。通过不断复习，巩固已学会的动作，使已经掌握的技术规格形成正确定型，逐渐形成正确动作的动力定型，然后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
因为冷兵打斗是血腥而残酷的，两人相互碰撞的刹那，也就是分出高低上下的瞬间，根本没有“想”的时间。
“动作不要过大，象抡大棒一样。”杨天风再度停下来，做着防右刺的动作，“对方的枪刺过来时，不是甩臂去拨，而是把握枪托的右手腕当作力量爆发的中心点，一个翻压，自然带动了右臂和左手的动作。幅度小，爆发力却强，借着对方刺过来的劲儿，足以把对方的枪刺打下去。接着一个突刺，就把对手撂倒了。甚至你不用多大劲儿，借着对方前突的惯性，让对手自己顶到你的刺刀尖上来。”
实用必不良于观，美观必不实用。拼刺刀不是武术表演，动作越紧凑越好用，越简单越快捷。当然，掌握这样的动作也需要有点悟性，有的人就是练一辈子，动作也总笨不拉叽的，叫人感到不得劲儿。
时间很紧，当然对于无所事事，心无大志的人来说，时间在什么时候都很宽松，但杨天风却不是这种人。形势是个看不见的东西，但要有所成就，就必须顺应它的变化，抓住稍瞬即逝的机会。
花园口决堤后，国府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将有效地激起抗日前线的豫皖苏鲁等地民众的抗战热情。如六月十一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
特别是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素来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以民风强悍而著称。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再受黄水摧残，民间抗日气氛将极为高涨，兵源会非常充足。
打出去，运进来，以外补内，这便是杨天风的设想。在豫皖边一带建立根据地，从鬼子和伪军手中抢粮，夺物资，以接济黄泛区家乡的生产自救，这也是万般无奈的策略。坐、等、靠，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