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明说：“在我的国家，我们管公有制叫大锅饭，大家都在一起吃饭，不管你付出了多少都没有区别，然后积极的也失去了积极的动力，最后大家差不多一样，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这样的企业哪里还有活力？所以我们国家现在也在改革，在进行有限的私有化。”
弗拉基米尔问：“有限的？”
张兴明说：“是的，有限的。我的国家太大了，这个大不仅仅指土地，还有人口。所以一些关系到民生的东西国家就必须抓到手里，像能源金融还有密集型企业这些。每个国家都有他自身的特征，像你们，各个联邦除了『毛』俄以外都不算大，可就算『毛』俄人口也没那么多，所以私有化更能促进发展提高税收。”
弗拉基米尔问：“为什么说私有化会促进发展？国家控制不是更容易发展吗？”
张兴明摇了摇头，说：“企业需要的是竞争力。私有化企业失去竞争力企业就存活不下去了，企业就是老板的生命，他必须不断的创新奋斗保持活力。而公有制恰好相反，所有人都是挣工资的，即使企业失去了竞争力还有国家在管，哪怕企业解散了干部仍然是干部。”
弗拉基米尔想了一下又问：“全盘私有化就没有坏处吗？”
张兴明说：“有。你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获取方式，利用各种手段把价值一万卢布的企业用一卢布买下来，这是肯定会面临的问题。现在我的国家这种现像就很多，虽然个体价值都不算大，但加起来以后体量也是相当惊人的。
第二是垄断的问题，私有化企业必须要有差不多的竞争对手，这样市场才会进入健康状态，如果是一家独大或都完全没有对手，那么就还不如公有，因为那样带来的后果更糟。再有就是官商勾结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长期问题，大问题。”
弗拉基米尔搓了搓头发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看来需要强硬的监察机构和管理制度。”
张兴明说：“合理的行业分布，合理的管理政策，开放的市场环境，公平的交易制度，这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上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那就是一个国家对外的底气。”
弗拉基米尔问：“那么，你对境外投资怎么看？”
张兴明问：“你是指，比如我到你那里投资吗？”
弗拉基米尔点头说：“是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张兴明说：“其实，判断一个企业的好坏只需要看它的发展前景就行了，就业量，税收，社会贡献这些，至于是谁投资有那么重要吗？我在许多国家都有投资企业，事实上，除了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在乎这企业是谁的，他只在乎收了多少税，有多少人能获得工作，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弗拉基米尔皱着眉头想了想说：“这会不会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金融安全？怎么确保技术不外流呢？”
张兴明问：“你是指，目前的苏俄企业私有化吗？”
弗拉基米尔点了点头。张兴明想了想说：“其实这方面我也不太好说，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考虑也不相同。不过我觉得，把企业按军工和民用分开，军工抓在『政府』手里，或者引进可靠的第三方。而民用这块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只要保护好专利就好。技术的发展就在于开发利用相互促进，捂在手里并不是什么高明的主意。”
弗拉基米尔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独特的东西。『性』格，表达方式，面对世界的态度，也包括军工，力量和科学技术。我觉得企业也应该有『性』格，独特的，自我的或者是包容的。如果单纯的只考虑资本，可能会失去比得到多。”
张兴明说：“角度问题吧，事实上我也比较认同民族的一些东西，自我的特征或者说是意识。但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并不能单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必须要有融入和沟通。一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首先得能活下去，能衣食无忧，然后才有可能讨论你所说的，独特。
就比如现在的苏俄工厂，活下去是唯一的最大的即时问题，在这个时候讲民族讲独特有意义吗？如果，我是说如果，苏俄联邦不存了，大家各自经营自己的小国家，那么瓦洛佳，你觉得现有共存于苏俄大旗下的这些民族或者国家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特独立『性』的能有多少？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首先得能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各种希望。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在有了一定的资本和力量之后，再考虑你所说的民族『性』其实不晚。是不是企业或者产业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就是不存在民族『性』了呢？我觉得也不能都这么说，这里面主要还是要看企业的社会效应。”
弗拉基米尔缓缓的点头，说：“你说的也对，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私有化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个企业或者工厂重新焕发斗志的方式，这一点我还是清楚的，也赞同。但我总是耽心过度的私有化会影响国体。当资本或者说金钱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的自我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他还会满足于一个企业吗？”
张兴明说：“国家和企业之间其实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两个事物，这中间总得有一个平衡，但事实上这个平衡是掌握在『政府』手里面的，不管资本有多大，它在『政府』面前永远驱于弱势的一方，这是即定的事实，所以，你还有什么耽心的呢？”
弗拉基米尔说：“你是说强大的监督体系和军事力量？”
张兴明说：“是的，只要你手里握着这两样东西还有什么用得着耽心的呢？”
弗拉基米尔想了一下说：“国际影响，一个国家如果表现的太过于集权，如果给世界资本一个不安全的信号那是极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