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犹豫了片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社首，这本书内容甚好，只是书写方向怪异，淳以为大不妥！”
“自古文字皆自上而下，由右至左书写。乃是上为君，下为臣；右为大，左为小，‘无出其右’最尊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儒家根本，国之纲常。”
“唐亡之后的短短五十二载，天下先后出现十余国。根本原因就是上下尊卑失序，家不成家，国不成国，背人伦而禽兽行。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统统不存。”
“若无太祖平定乱世，重铸纲常，恐我等便是欲为太平犬而不得。”
“社首如今仅为梁山一弹丸之地的无名‘保正’，妄行此等颠覆根本之事，恐为人笑。此等事，即便改了，也无甚益处，读起来还不习惯，何必妄落人口实？”
徐泽哑然，这都能上纲上线，讲一通伦理纲常！
不过，徐泽清楚，陈淳这人倒不是迂腐，真要是迂腐的人，都不会看这书，陈淳此举更多的是，其作为儒生，维护礼教的自发行为。
后世很多人对儒家，报有很深的误解，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都来自于儒家的腐朽堕落，是儒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反倒是陈淳看得很透，“弹丸之地”“妄行此等颠覆根本之事”，根本之事不是不能改，而是要有实力再改。
儒家之所以能在先秦百家争鸣中笑到最后，靠的不是其理论先进、组织严密，若论这两点，儒家的死对头——墨家，反而要甩儒家无数里。
儒家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其惯于依附强权，迎合强权的政治需要。
无论辽、金、蒙元、还有后世的辫清，原本极为重视华夷之辨的儒家，都能混得风生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现在只有弹丸之地的徐泽，根本就用不着操这些闲心，操了也没用。
要说服眼前这儒生，嘴皮是最没用的，拿事实说话就好。
徐泽拿出《数学》，交到陈淳手里。
陈淳当即就翻看起来，只是打开书后，却傻了眼，书写方向别扭就算了，这123之类的符号又是什么鬼？
徐泽耐心解释了一遍阿拉伯数字的用法，陈淳立即就认识到此数字的便捷，仅仅0到9十个符号，便可表达所有数字，特别是大型数字地计算方面更加便捷。
陈淳看得忘我，边想边用墨笔在纸上列出方程式，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却还是传统书写方法，随后可能是看出了别扭，又尝试自左至右书写，并反复揣摩。
徐泽见此情形，也是大吃一惊，一个土财主的西席，竟然也会开方程术，那可真是了不得啊！
趁着陈淳入神，徐泽在纸上列出了三个题目：
题目一：同舟煤炉和蜂窝煤均在成本价基础上加价40%售卖。为贺天宁节促销，分别对煤炉和蜂窝煤打7折和9折。当日售卖若干，得钱399贯，若不打折可得490贯。问煤炉和蜂窝煤的成本价几何？
题目二：同舟社欲将一批货物从梁山运输到东京，再从东京转运另一批货物到管城，若从梁山按此路线运输货物到管城的利润为钱，其中从梁山到东京扣除其它开支后每车利润480钱，从东京到管城每车利润520钱，货车每增加1辆时，利润就减少20钱，求有货车几辆？
题目三：康家庄欲建造一个容积为8立方丈，深为2丈的长方体蓄水池，池壁的造价为每平方丈100钱，池底的造价为每平方丈300钱。如何设计底面边长，才能使总造价最低？
写完题目，见陈淳还在入神中，徐泽索性把解题过程也写上去，待写完抬头时，发现陈淳已经盯着写满算式的纸发呆。
“厚质？”
“嗯。”
“这种书写方式如何？”
“嗯，很好！”
“可看得懂？”
“嗯，似懂，非懂。”
“想学？”
“嗯！”
“先把这两本书悟透了，再来找我”。
……
徐泽“编写”的《数学》只是用于开蒙的初级教材，不到两天陈淳便看完了，急匆匆找徐泽要后续部分，徐泽暂时只编了这一本，现编的话，哪忙不过来？
便拿话敷衍他：“何不依此《数学》体例，将《算学十经》的内容系统整理一遍？”
古代中国数学的两级分化非常严重。
一方面，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成果构成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数学高峰。
另一方面，整个“数学”却又非常零碎，不成体系。
甚至于就没有出现“数学”这个概念！如今大宋官府开办的“算学”，还置于太史局之下，办学宗旨也只是为了服务天文和历法。
而历朝流传至今的各类“算经”，更像是“习题册”，很少讲系统和理论。
这种零碎的高成就，使得数学一直是极讲究天赋的领域，入门容易，进阶却极难。
徐泽的敷衍之语，却给陈淳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陈淳满腹疑惑而来，又兴冲冲而去。
然后，原本让徐泽痛疼不已的“编书”工作，便被陈淳主动承揽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