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45）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退掉这座大住宅，把佣人都打发了，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菲娜一再劝他说，在入冬以前改变生活上的任何安排都一点也没有道理。夏天没有人来租用大住宅，而且，总要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家具什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条件（他想过大学生那样的简朴生活）的一股劲头儿就落了空。不但一切如旧，而且家里更起劲地忙活起来：把各种各样的毛料衣服和皮货拿出来晾——挂起来，拍打灰尘，管院子的、他的下手、厨娘以及柯尔尼都一齐忙活着这些事。先把一些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式样古怪的皮货拿出去，晾在绳子上，然后就往外搬地毯和家具。管院子的和他的下手挽起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一下一下地使劲拍打这些东西上的灰尘，于是各个房间里都充满了樟脑气味。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或者从窗口朝外望，看见东西多得不得了，而且显然毫无用处，就感到十分惊讶。他在心中说：“这些东西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提供机会，让阿格拉菲娜、柯尔尼、管院子的、他的下手和厨娘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现在也不必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道，“再说，改变起来也太难。等到她被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候一切也就自然而然改变了。”
到了律师法纳林约定的日子，聂赫留朵夫便去找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窗边摆着一盆盆高大的花木，挂着极其精美的窗帘，总之陈设极其奢华，表明主人发了横财，也就是有一大笔不劳而获的钱，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一走进来，就看到接待室里有许多来访者排着次序等候，就像在医院候诊室里那样，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翻看着专供他们消遣的画报。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里一张高高的写字台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跟他打招呼，说马上就去向主人禀报。可是这位助手还没有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洪亮而兴奋的说话声。说话的，一个是法纳林本人，另一个是矮墩墩的中年人，红脸膛，密匝匝的小胡子，穿着崭新的外衣。两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有些人刚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而又不太正当的事，往往会流露出这样的神情。
“怪您自己呀，老兄。”法纳林笑哈哈地说。
“能进天堂倒是好，可是罪孽深重，进不了呀。”
“好啦，好啦，咱们心照不宣。”
两个人都很不自然地笑起来。
“哦，公爵，请进。”法纳林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就说。他又向已经走出去的商人点了一下头，便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风格异常气派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了下来，竭力忍着刚才谈成的那桩交易引起的得意的笑。
“谢谢，我是来问问玛丝洛娃的案子。”
“好，好，这就谈谈。哼，那些大财主都是十足的骗子手！”他说，“您看见刚才那个家伙了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是还说要进天堂。哼，要是他有可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他就是用牙咬也要弄到手。”
“他说要进天堂，你要的是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聂赫留朵夫这时在心中说，因为他对这个为所欲为的人感到说不出的憎恶，尽管这位律师想通过说话的口气表示他和聂赫留朵夫是同一营垒的人，而那些来访者和其他的人是属于另一个营垒的，跟他们有天渊之别。
“他把我缠得真够受的，十足的浑蛋！我真想松一口气。”律师说这话，好像是在表白他为什么没有谈正事，“好吧，现在就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看过案卷，就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说的，‘我不赞成其内容’[16]，就是说，那个辩护律师糟透了，以至于失去了上诉的一切理由。”
“那您看怎么样？”
“请等一下。告诉他，”他转身对进来的助手说就说，“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他觉得行，那就好，觉得不行，就算了。”
“可是他不同意呀。”
“哼，那就算了嘛。”律师说着，他那和颜悦色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可怕了。
“很多人都说，律师是白拿人家的钱的，”他在脸上又摆出原来和悦的神气，说道，“有一个破产的债务人受到不应有的指控，我救了他，于是现在许多人纷纷来找我了。可是每一件案子都得耗费大量的心血。有一位作家说，他们把身上的肉留在墨水瓶里了，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也是这样。好吧，就谈谈您的案子，或者可以说，您感兴趣的那件案子，”他继续说，“情形很糟，没有很充分的上诉理由，不过试一试上诉还是可以的，这不是，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过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念了起来，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公文套话很快地带过去，特别铿锵有力地念着其他部分：
“谨呈刑事案上诉厅，等等，等等，上诉理由，等等，等等。经某某、某某判决，认定某某玛丝洛娃犯有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服苦役，等等。”
他停住了。显然，尽管这种事已成了家常便饭，他还是很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大作。
“‘此项判决乃是严重破坏诉讼程序以及错判的结果，’”他继续铿锵有力地念道，“‘因此理应撤销。第一，在审讯时，斯梅里科夫内脏检查报告一开始宣读，就为庭长所阻止。’这是第一点。”
“不过，那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讶地说。
“那是一样，辩护人本来也可以要求宣读。”
“不过，要知道，那实在毫无必要。”
“这总是一个理由呀。还有：‘第一，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继续念道，“‘在发言时有意说明玛丝洛娃的为人，因此说起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为庭长所阻止，理由是辩护人这些话似乎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根据参政院多次训示，在刑事案件中，查明被告性格和总的精神面貌，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至少有利于正确判断责任谁属的问题。’这是第二点，”他看了看聂赫留朵夫，说。
“不过，他说得很差，所以简直叫人听不出一点儿道理来。”聂赫留朵夫更惊讶地说。
“那小子是个十足的笨蛋，当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法纳林笑着说，“不过这总是一个理由呀。您听着，还有哩。‘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中竟然不顾《刑事诉讼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的明确规定，没有向陪审人员解释犯罪概念是由什么样的法律因素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认定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事实确凿。但是如果她不是蓄意谋害，仍然有权认定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可以认定她没有犯刑事罪，而只是一种过失，一种疏忽，商人的死是出乎玛丝洛娃意料之外的一种结果。’这是主要的一点。”
“不过，我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要怪我们自己。”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人员对于法庭所提出的关于玛丝洛娃犯罪问题的答案，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其中有十分明显的矛盾。玛丝洛娃被控只因图财而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图财乃是杀人的唯一动机，陪审人员在其答案中否认玛丝洛娃有夺取钱财的目的，也否认其参与盗窃贵重物品，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本意正是否定被告有杀人意图，而只是由于庭长总结发言不完善而引起的误解，在答案中未能用应有的方式表示出这一意见，因此，对于陪审人员的这一答案，无疑应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条和八〇八条办理，即庭长应向陪审人员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案，以便重新讨论，重新对被告犯罪问题做出答复。’”法纳林念到这里停住了。
“那么，庭长究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也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呀。”法纳林笑着说。
“也许，参政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吧？”
“这要看到时候主持审理的是哪几个老废物了。”
“怎么是老废物呢？”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呗。嗯，就是这样嘛。底下我写的是：‘法庭无权根据这样的认定对玛丝洛娃判刑，’”他继续很快地念道，“‘而且对她引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乃是粗暴而严重地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根据上述理由，我荣幸地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条、第九〇一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就这样了，尽力而为吧。但我要说句实话，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不过，这要看参政院主持审理的是什么人。如果有可靠的人，您不妨去斡旋斡旋。”
“我倒是认得几个人。”
“那要快点儿，要不然他们都要去治痔疮了，那就要再等三个月……还有，万一上诉不成，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在这方面我也愿意效劳，不是说在幕后活动方面，是说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酬金是……”
“我的助手要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想问问您，检察官给了我一张许可证，准许我去监狱探望当事人，可是监狱里的人对我说，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外探监，还需要经过省长批准。是需要这样吗？”
“嗯，我想是的。不过目前省长不在，是副省长管事。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您找他未必能办成什么事情。”
“您说的是玛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过这话，便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时候有一个又黄又瘦、丑得可怕的翘鼻子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接待室里。这是律师的妻子。显然她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丑陋而灰心丧气，她不但打扮得异常别致，不论绸缎的、丝绒的、鹅黄的、墨绿的，在她身上都有一点别出心裁的花样儿，而且她那稀稀的头发也是卷过的。她得意扬扬地带着一个满面笑容的高个子男人闯进接待室。那人一脸土黄色，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色领带。这是一位作家，聂赫留朵夫见过他。
“阿纳托里，”她一面推门一面说，“你来一下，你瞧，谢苗·伊凡诺维奇答应朗诵他的诗，你一定要朗诵一篇迦尔洵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正想走，可是律师的妻子跟丈夫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立刻就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对不起，公爵，我认识您，就不必再介绍了。请光临我们的文学早会。一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各种各样的差事我有多少呀。”律师摊开两只手，笑嘻嘻地说，一面指着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样一个天仙般美人儿的旨意。
聂赫留朵夫带着一脸忧郁而严肃的神气十分有礼貌地谢过律师夫人的盛情邀请，表示实在无法参加，就走出办公室，来到接待室。
“这家伙真会装模作样！”等他一走出去，律师太太就说道。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誊清的状子交给他。等谈到酬金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说定要一千卢布，并且解释说，这类案子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本来是不办的，只是看他的面子才接受了。
“这状子上署谁的名，应该用谁的名义？”聂赫留朵夫问道。
“可以用被告本人的名义，如果有什么不方便，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用他的名义。”
“不必了，我去跑一趟，让她署个名吧。”聂赫留朵夫说到这里，高兴起来，因为这是一个跟她见面的好机会，不必等到规定日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