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在市文化部门退休的我，已是近逾古稀的老人。儿子在北京工作，偌大的房子里，只有老伴与我在孤独和寂寞里度时光。
好在我两个在县城也已退休的二弟丶三弟，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我们，与我老夫妇聊家常话沧桑，也就平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情趣。
我二弟在正科级位子上退休，三弟卸任于县里一所中学校长，他们的儿女也都事业有成，且懂孝道知礼仪阖家美满。
作为生于贫困农家的我兄弟三人，能有今天是知足和感恩的。两个兄弟回望他们的人生路，体味着成功人士快慰的同时，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的说:我们兄弟二人，要是没有大哥的及早出人头地，没有大嫂父亲对我们的一路提携，是断没有今天的，正可谓:一人得道，全家获福啊。
对于一门三兄弟都先后成为国家干部，这种现象在农村是少有的，尤其我们都是生于五六十年代，这就更为鲜见。
乡间普遍认为我们三兄弟的成功，是缘于我参了军后成了军官，娶了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女儿使然，毋庸质疑这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可没有我父亲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甚至老谋深算，不用说别的，在当时我被推荐上个高中，乃至后来能参军入伍，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我的老家是一个叫旺泉的村子，全村二千多口子人，除了我与二叔两家姓石，全是吴姓人家。这种独姓人家在村里的生存空间有多艰难，不言而喻。
我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始终秉持两条原则：一是吃亏是福，无论吃多大亏受多大辱，决不与人理论，他明白，你理上赢了人情就输了，以后将还有更大的亏等你去吃。
当时烧柴困难，我家在门外的柴草，时常被人偷盗，父亲嘱咐有怨言的母亲只字不要提，更不能像别家的泼妇那样，遇上这种事歇斯底里的跳着脚骂大街，父亲认为我们不够资格，这人我们得罪不起。
从小上学我们兄弟与伙伴们打架，不管青红皂白，一概是我们无理；一律是我们的屁股蛋，被父亲的大手掌掴得红肿一片。
二是父亲认为：永远要尊重权利，与干部们搞不好关系，尤其是我们这种孤单人家，不去接近干部就是傻蛋二百五。
因而，平时家里养的几只鸡下的蛋，就都在父亲指使下，由母亲送给了干部的家属。虽当时都很穷，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是杀个鸡宰只鹅，买条鱼什么的享用，可我们这些大多都被父亲送到了干部们的餐桌。
当然，这些都是父亲务虚的软操作，实打实的头脑灵光的父亲，除了生产队地里的任何活路拿得起放得下，他的木工和瓦工也是响当当的，左邻右舍的盖房、砌圈、婚房家具制作，都有他的身影。
另外，父亲因早年在一个县办煤矿食堂干过两年，后经他的发扬光大，成了村里红白事的大厨，他蒸的四喜丸子和波菜芥茉鸡，名闻遐迩成当地一绝。
父亲经年的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报。我记得我正读初二的那年春天，我家翻建房屋时，除了大队里特批了十几根槐木檩条，帮忙的乡亲真是人山人海。
随之，全村六十多个应届初中毕业生，才只有五人被推荐上了高中，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村子由于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好，主要还是当时大队的干部形势跟得紧，工作力度大，一度成为全县乃至全地区的农业学大寨典型。
当时，外地来大队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公社也有干部常驻村里指导督促各项工作，因而，我的父亲毫无悬念地被招来大队部，给驻村干部炒菜做饭，从此他便脱离了生产队苦累的大田劳动。
民以食为天，官者亦然。虽父亲仅是一个做饭的厨子，可给干部们做饭，解决他们的口福问题，自然关系密切是顺理成章的事，父亲这种与干部们的亲和度，成就了我们三兄弟的仕途之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父亲做了大队的厨子，是我家走向高光时刻的开始，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当时，大队里住着一个姓严的公社武装部长，他特别喜欢父亲将捉来的麻雀，收拾干净带骨捣碎，然后油煎后佐酒。
我父亲投其所好，还发动我们兄弟三人，用竹筛子扣，用弹弓打，千方百计弄些麻雀以饱严部长的口福，从而加深了两人的感情。父亲的用意当然是为我高中已毕业，送我到军营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的征兵开始，不用父亲提，严部长在佐着油煎麻雀，喝得耳热酒酣时便主动问父亲:大龙(我乳名)愿意当兵吗？父亲一脸敬畏道：农村娃，谁不愿意去参军呀，只是大龙还差几个月，不足十八岁哩。严部长可得操心帮忙啊。
严部长只是笑笑，算是做了回答。当时全村有四十多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的才十三人，最后给的入伍名额才四人。
为这几个名额大队里的干部争得不可开交，唯有人家没有攀比我的，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我父亲与严部长关系特铁，我去当兵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没资格争这个名额。
就这样，我穿上了早就心仪的军装，踏上了开往军营的列车。
在部队的成长，战争年代靠拼，和平时期靠文。一般而言，当个兵能成气候的少之又少，仅靠能干表现积极是不够的，还得有命运的眷顾，机遇的垂青。我后来能成为一名军官，是因碰上了一次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其实，我是个资质平平的人，求学时，要不是推荐，我连个高中也难说能考得上，对数理化这些抽象逻辑思维的科目，成绩很一般，只是天然对文字有着莫名的热爱，对文学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膜拜。
在初中时作文一直是老师讲评的范文，在高中两年一直是学校板报的主笔，仿宋体的粉笔字，说实在的没有几个老师能超过我。就是这严重的偏科，却导致了我人生的逆袭。
当时，师里搞了一个两本账活动，每个连队都要建立“血泪账”，“幸福账”园地。每个战士要把自己家庭，在旧社会受到的剥削压迫写出来，也要把新中国翻了身的农民幸福生活记录下来，以激发斗志，推动部队的各项工作。
一天，师政治部的一位主任，专门来连里视察这项工作，当他发现我的两本账的封面字体遒劲有力，还有些书法意味的笔笔带锋时，便饶有兴趣的从墙上取下，仔细认真地阅读起两本账的内容来。
最后他向随行的人员评价我不但字写得俊美，文章立意高远，论据充分，论点鲜明，用笔辛辣又切中要害，是他在视察中见到的最好的文字。
从此，我也算一战成名，不间断地到营里团里乃至师里，做些文字工作。当时政治运动多，意识形态的斗争尖锐，整天要写大批判的文章，我这种“刀笔吏”还是很吃香的。
当时，领导有意把我调到机关部门去专搞文字工作，可1974年部队搞整顿，裁撤雍肿的机关人员，我也就只好被上级借来借去的打游击。因部队需要我这种“小文人”也就无悬念地服役三年后，接到了提升为排级干部的命令。
提干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写信告诉了家里。四个月后我申请半个月的休假被批准，便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见到爹娘后，亲热的话语还未说上几句，父亲就提起了我的婚姻大事来。
原来，一个叫金辉的公社的党群书记，在我村蹲点，他与父亲虽地位悬殊，却都有一个爱好养花的习惯，当他到我家观赏满院子的花草时，偶然发现了挂在堂屋的相框里，我的一张在部队照的相片。
当时，他倒没其它的想法，只是赞叹着我那时的高大帅气。他望着身体墩实，胖乎乎的一张弥勒佛似圆脸的父亲玩笑道：老石，这是你儿子么？我看怎么一点也不像哩。我可从来没见过像你儿子这么帅气的军人。
可当四个月前，他听父亲说我已被提拔成军官，近期要回家探亲，他这才动了心，想把已二十四岁的独生女儿，嫁给我这位俊朗的军人。
性格豪放不拘一格的金辉，直接了当地对父亲说：老石，你愿做我的亲家吗？你要愿意，就让两个孩子见一面，要是二人有缘也就成了。囿于门第观念的父亲，被金书记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他受宠若惊，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着：我愿意，我儿也肯定愿意呀。
其实，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自当兵后，就与高中的班花，一个叫高英的女同学鸿雁传书，虽未定终身，我也多次在信中，尤其在提干后给他的信中表明了求婚的想法，他虽未表示完全同意，却也未提出过拒绝我。
她是我的女神，现在的我心中只有她。高英的父亲，是公社畜牧站的兽医，她在公社驻地供销社做售货员。
已修炼的凡事处变不惊的父亲，在处理金书记主动提亲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焦躁，他见我对此模棱两可，并不热心的态度，便更加急切的朝我嚷嚷：龙！你可别犯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咱坟地里冒青烟的大好事。
我听严部长说，金书记的堂哥在地区做很大的官，以后他前途不可限量，咱要傍上了这门亲戚，你以后转业，你两个弟弟就都能有个好前程，你们兄弟仨可就都能出人头地了！
我却平淡地对父亲说：人都没见，你瞎激动什么，金书记的女儿你敢肯定人家就愿意？等过两天见了面再说嘛。
其实，我这是另有打算，我想先见一下高英，如她愿跟我，我是不会与别的女人结婚的。
终于在一天的上午，见到了我昼思夜想的梦中情人高英，她变得丰腴了一些，依然还是那么的楚楚动人，可性情已由激情四射变得知性而恬淡，这次梦寐以求的见面，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场面，她只是像对待一个普通同学那样接待了我。
我为了激起她尽快投入我怀抱的激情，便将金书记准备将女儿许配我，甚至把我父亲对这门亲事的势利看法全盘托出。
没想到他竟微笑着对我说：你父亲的想法是对的，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时炽热的爱，会被婚后繁杂的琐事，和柴米油盐吞噬得消逝殆尽。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是不会错的。
我错愕的望着这个美人，内心在一阵阵痉挛的同时，也明白了我们已形同路人，再无复合的余地。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心已归属于县供销社主任的公子。
金辉的女儿金曼是个性格爽朗，快言快语的女人，她当时在公社的粮库做出纳，在她的宿舍里一见面，我就从她灼热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她对我的一见钟情。
我对她虽没有强烈的男女情怀，可看着这个女人也是有很顺眼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强势，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比如:才第一次见面，她就表示婚后怎样怎样，以后有了小孩怎样怎样，好像一切尽在她的股掌之中。
当时，我的心里是纠结和旁徨矛盾的，要是马上与高英定终身，我会毫无遗憾和半点犹豫的，可就这样与一个还很陌生的人，将要生活一生，难免觉得太过遗憾和轻率了。
本身我还想缓一步，先与金曼谈个一年半载的再说。可父亲像魔怔了一般，不吃不喝不睡围着我喋喋不休的催促我定下终身，他把这事当成我们石家的荣辱兴衰，和百年大计来看待。
实在拗不过他，我也就顺从了，我先跟金曼办了登记手续，准备再过一年休假时就办婚礼。就此，父亲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两天一夜。
我父亲是对的，有一门能呼风唤雨的亲戚是受益无穷的，他们随便的举手之劳，就能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我到部队还不足半年，家里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高中毕业才一年多的二弟，被公社推荐上了省里的一家农学院，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毕业后从基层农技员做起，当然，也是在已是副县长的我岳父提携下，一路高歌从副镇长到镇长，后至县农业局长退休。
我三弟的高考已是择选录取的年代，他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入一所师范学院的，他先是在镇中学做老师，后调于县重点中学任教导主任，再后来是副校长，直至在校长的位子上卸任。
虽也是自己拼搏的结果，可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是没有一个县一把手的哥哥的岳父(后岳父是县里的一把手)，我是绝没有今天的，因为比自己本事大的人多了去了。
九十年代初，我从副团的职务上转业，此时岳父早就退休，可大概人们还是顾及他的面子，被安排在市文化局做了副职领导，一直到我到点退休，来自方方面面的照顾还是很不错的。
有些人肯定对我们兄弟三个，尤其是我二弟和三弟的上位之路抱有成见，一些激进愤青甚至会嗤之以鼻的大骂，是我们这类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我们投机钻营剥夺了他人的机会，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很不光彩的一面。
可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不懂得人情世故就不能立足于社会，更不用说出人头地。说句实在的，仰俯上下环顾左右，又有多少人不是靠人情，靠裙带关系上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