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祖泽远和其他一些幸存的祖家子弟，将造成三道沟子之战惨痛损失的原因归咎到了杨振身上，甚至包括整个杨振麾下人马的身上。
他们认为，祖克勇本可以更快回援的，但却姗姗来迟。
关于这一点，他们完全忘了，当他们刚刚抵达烟筒山时，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一个劲儿的催促祖克勇率领隶属征东军的各个营头启程东出，赶往打牲乌拉附近的松花江西岸，为后续的主力进军扫清道路。
而且他们也完全忘了，当祖克勇率军渡过以勒门河（饮马河），渡过取柴河，紧接着又先后通过地势险要的“头道沟子”“二道沟子”“三道沟子”的时候，每一次都往后方大营派了探马，向他们报告东进途中的地形地貌与路况消息。
结果，祖克勇顺利通过了，而他们却遇伏了，并把损失惨重的责任推到了前锋祖克勇未能及时回援的身上。
至于归咎于杨振，同样是这个套路。
他们认为，杨振本来可以更早抵达烟筒山的。
若是杨振能够再早两天抵达烟筒山，那么他们在三道沟子迎来的就不是惨胜，而是能一鼓作气将敢于伏击的清虏鞑子斩尽杀绝，而不是在伏击失败后遁入山林，逃走了大半。
总而言之，在这些人眼中，自家损失惨重是别人的错，未能乘胜追击，将清虏一网打尽，也是别人的责任。
祖克勇身为祖家子弟，又是杨振麾下前军总兵，不得不与他们这些人打交道，夹在中间受了不少夹板气。
此时他向杨振道明其中缘由，语气虽然平淡，但是其言谈神色之间却也看得出来，其内心极不平静。
若非那些人都是他的叔伯兄弟，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是他的长辈，恐怕早就发作了。
至于杨振，在闻听了这些烂人烂事之后，除了苦笑感慨之外，倒也并未因此与他们翻脸。
而且，就在进驻到了征东前军的营地之后，杨振还下令将自己卫队将士随身携带的一些番薯烧酒收集到一起，嘱咐祖克勇在晚些时候亲自送到祖大寿的中军营地去。
祖大寿的军中也带会有一些烧酒，但是经过连续多日的长途跋涉，在加上经过了三道沟子之战，想必也剩不下什么了。
而金海镇自产的番薯烧，至少经过了两次蒸馏，酒精度数比起源自辽西的一些“烧锅酒”还要高一些，正好用来清洗金疮伤口，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否则，以六月末的天气，稍不注意，伤口就要感染化脓，到那时候许多原本还有救的一些人，可能就直接发烧烧死了。
当然了，杨振麾下随军携带的番薯烧，也不过是一人一小壶而已，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的辎重车队那里。
于是，杨振只能叫祖克勇尽快派人南下，再一次催促杨珅、刘仲锦、张天宝等人加快北上的进程。
与此相应的是，已经下定决心要继续往打牲乌拉方向进军的杨振，不仅没被三道沟子之战的惨烈吓退，反而激起了他的无穷杀心。
就在当天下午，杨振下令已经在烟筒山附近的营地里休整了两天的征东军前军各营，挑选将士，就地伐木取材，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后方大队人马辎重准备过河搭桥的材料。
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午后，在杨振一再派人催促之下，杨珅、张天宝、刘仲锦等人带着后方大队人马，终于抵达了烟筒山东北、以勒门河上游西岸一带，比杨振预料的抵达时间还早了半天左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之前编列在杨振后方大队人马中的几个隶属辽西军伍的车炮营与辎重营押运队伍，昨日傍晚在半路上就收到了祖大寿派人传递给他们的就地驻扎休整、等待后续安排的命令。
去掉了这么近万人的车炮和辎重步兵队伍，原属征东军右军的炮兵团营、掷弹兵团营和几个随军的辅兵营，号令统一，步调一致，北上进行的速度，也比原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得知此事，杨振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他倒不是担心这些人中途离队，不再北上之后，会导致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后果。
事实上，以目前清虏小朝廷的形势，对付他们，杨振仅凭自己麾下的征东前军和右军就足够了。
这一次北上进军的过程，也让杨振进一步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接下来大军继续北上，必须水陆并用。
尤其庞大的车炮和弹药粮草辎重队伍，一定要走水路，否则光是修路架桥这个事情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眼下时间已经进入六月末，这可是崇祯十六年的六月末，若是以后世采用的阳历计算，此时应该已经是一六四三年的七月末甚至是八月初了。
这意味着，不管是关内形势的演变也好，还是东北大地上的气候也好，它们留给杨振用于收服整个大东北的窗口期，其实已经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祖大寿负伤萌生退意之后继续坚持两军合兵，然后导致不断的扯皮与内耗，还不如干脆甩开他们，选择单干呢。
杨振固然是想拉上辽西军伍各部人马，让他们在收服大东北甚至外东北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从而将他们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
这样做，不仅能够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而且也非常有助于将来持续扩大往东北移民的规模。
毕竟目前杨振开辟的移民垦荒通道，还只是停留在从登、莱出海，或者从徐、海等地出海上面。
而那一条更加便捷的，通过陆路出山海关到辽西，然后经辽西到辽北，然后进入松花江流域的天然通道，还没有真正开启。
一旦辽西各部人马加入到自己推动的这个移民屯垦进程之中，那么关内的流民之祸就将迎刃而解。
而这也正是杨振一直对辽西各路人马各种优容忍让，一直没有跟他们撕破脸的根本原因。
但是现在看来，发生在三道沟子的那场意外，让杨振之前的许多付出，都要付诸东流了。
在得知祖大寿那边已经有人下令隶属辽西的大批车炮、辎重步兵队伍已经停止北上以后，杨振当天傍晚，带着祖克勇等人，再次前去探视了祖大寿。
同时也给他送去了一批从新抵达的辎重车队那里搜集来的更高度数的番薯烧。
这一次，祖大寿的气色状态比上一次好转了许多，似乎杨振先前赠送的番薯烧，对其清洗伤口，遏制伤口化脓肿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面对杨振试探着提出的再次进军打牲乌拉的事情，祖大寿谈兴虽浓，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态度坚定。
有鉴于此，杨振也就不再劝说，当即向其表达了次日清晨就将率领征东军前军、右军各部继续进军的决定。
对此，祖大寿也点头同意，同时表示会在烟筒山继续休整几日，希望等到杨振的捷报传来之后再班师南下。
与此同时，同在祖大寿大帐中陪同见面的祖大成、祖泽润两人，也借着这个机会直言不讳的提到了下一步战利品分配的问题。
在三道沟子之战中，他们损失惨重，但也反杀了不少清虏的伏兵，但事可惜的是在战后清理战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收获多少贵重的战利品。
对他们来说，此战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收获，那些过去可以当成军功和赏银的清虏首级，在朝廷明发诏书，宣告收复辽东之后，也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
当然了，就算朝廷没有明发诏书，这些清虏首级现在也换不来一分银子了。
如此以来，这一战死伤如此之重，以至于伤筋动骨，不仅使得祖大寿决意退兵，而且也让其麾下幸存的辽西人马心有余悸，不敢再打下去，而收获却又如此之少，使得幸存下来的辽西将士个个如同祖泽远那般牢骚满腹。
如果接下来杨振没能在进军打牲乌拉的过程中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也就罢了。
可要是杨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缴获他们当初决意追击时最希望得到的东西，那他们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
因为这样的话，那么三道沟子之战的惨重损失，等于是白白为杨振的最后胜利打开了大门。
这对祖大寿麾下的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马来说，可比杀了他们都更难以接受。
杨振考虑到了这一点，当即也明白了祖大寿话里话外的意思，于是当场表示，自己会在灭掉清虏小朝廷之战中继续遵从当初的约定。
有了杨振这个话，祖大成、祖泽润在面对杨振的时候，言谈之间神色缓和了很多。
相应的，祖大寿也难得大方了一回，当场表示会叫人传令给何洛会，命他继续押送那些停在半路的车炮营北上助战。
这些车炮营，其实在何洛会的护送下，已经跟着杨珅他们的大队人马抵达了烟筒山以南约五十里的钢叉山。
而车炮营又不同于同样停留在那里的粮草辎重大队，毕竟粮草辎重将来在辽西兵马回师的时候还是极有用的。
而车炮营若要原路带回的话，除了会大大拖慢将来班师的整个进程之外，其实一时半会儿也用不大上。
既然如此，反倒不如留给杨振，面上好看不说，也有了继续参战的口实，也有利于将来分取杨振所部人马拿下打牲乌拉后的战利品。
这一点，祖大寿他们原本是准备用来作为交易之用的，但是杨振对于继续分配后续战利品的事情答应过于爽快，以至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
于是，他眼见杨振这么爽快，而且又深感将来必有求于杨振，祖大寿也难得爽快了一回。
当然了，祖大寿他们自以为是的爽快，其实对于已经下定了决心的杨振来说，不过是一块鸡肋而已。
隶属辽西的那两个车炮营，这两年所需要的弹药都是金海镇在供应，这一次他们若是不跟着杨振走，除非是原路运回辽西，否则就是一堆废铜烂铁而已。
杨振既不需要他们，也不会等待他们。
就在与祖大寿再次见面之后，杨振回到自军营地，即下令在附近的以勒门河上择地搭建桥梁。
此处山林之中直径三尺以上的巨木到处都是，除了之前砍伐运输的时候费些功夫之外，在真正搭建桥梁的时候使用这些巨木反而容易很多。
往常需要使用巨石在河中堆砌许多个桥墩才好架设桥梁，但有了直径三尺以上长达数丈的巨木之后，堆砌两三个桥墩，就能在河上架起一座简易但却结实的桥梁。
就这样，在提前采伐到的大批巨木加持之下，六月三十日清晨，祖克勇率领征东军前军当先，杨振率领征东军右军火枪团营、掷弹兵团营居中，杨珅率领征东军右军火炮团营以及几个直属辅兵营押解的庞大辎重队伍，通过新搭建起来的三座桥梁，悄然渡过了以勒门河（饮马河），快速向东进发。